中国领导中国走向富强的百年探索

发布日期:2022-01-18 02:15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国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大体可归纳为四方面。

  摘要:百年来中国的风雨征程,是一部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牺牲和创造的历史。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成立新中国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求富求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了束缚人们追求财富的观念枷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全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国民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经济总量与财富存量衡量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为通向共同富裕迈向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大体可归纳为四方面:第一,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求得后发赶超和国强民富的关键要诀;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求富求强的价值旨归;第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作者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10)。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百年风雨征程,就是一部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华民族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却大大落后了,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不首先进行革命,以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21年7月,中国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之路揭开了崭新篇章。1925年,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近代以来求富求强成为中国摆脱落后挨打、走向现代化的主基调。因积贫积弱而求富求强充分显示出,“经济的幸福”——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视角来认识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与人民福祉提升的重要,这也是把脉中国大趋势、理解中国百年巨变至为关键的维度。

  中国百年巨变,始于中国的诞生。中国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80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那样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没有,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为追求富强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就世界而言,一战结束,欧洲国家进入恢复的年代;美国本土因为受到战争冲击较小,且受益于一战,进入到一个奋进的时代。1921—1929年,美国GDP以每年5%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有史以来的最佳表现。“20世纪20年代这10年,对全体大众而言都是财富增长的年代。”

  就中国而言,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积贫积弱。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洗礼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国,工业底子非常薄弱。透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视角,当时中国经济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特点。首先,现代经济部门所占比重还非常低。1920年,中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总产值中,新式产业只占7.84%,而传统产业占92.16%;这是把农业产值按生产者价格计算,如果按城市市场价格计算(连运费约高25%),则新式产业更仅占5.96%了。其次,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在产业资本中的占比凸显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1920年,外国在华资本合计23.9亿元,本国资本48.1亿元,国外资本约占三分之一;而仅就产业资本而言,外国在华资本13.3亿元,已经超过了本国资本12.5亿元。进一步,在产业资本中,官僚资本6.7亿元,也超过了民族资本5.8亿元。以上表明,就产业资本而言,外资占主导,而就本国产业资本而言,又是官僚资本占主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最后,资本主义发展严重滞后,人均资本极为匮乏。就人均而言,1920年,中国全产业资本约值25.79亿元,按人口4.45亿计,人均只有5.8元,其中又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所有,中国所能掌握的不过12.49亿元,人均只有2.8元,资本贫乏,可以概见。

  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不仅关涉把握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性质,理解中国的初心使命,而且对于之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选择,“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当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点燃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希望。中国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的,而是把它当作观察改变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因此,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通俗的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成立工会并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中国的最早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并非偶然。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孕育了中国。

  中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中国甫一诞生,就把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完成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正是中国,引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随着中国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为中国走向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频繁的战争,既抑制了增长,也破坏了财富。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建设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一方面是农业农村的凋敝。旧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49年底全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同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份比较粮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7.7%。另一方面是工业化水平很低。重工业不仅比重低,而且产业结构非常落后,1936年机械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8.8%,其中机器制造工业仅占2.2%,并且主要集中在华东和东北,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结束时,机械工业仍然很薄弱,其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10.6%,并且布局也不平衡,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很少,正如所说,中国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

  从国民收入角度看,1952年的中国国民收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当落后,只相当于同期美国国民收入的7.5%,苏联的31.6%,英国的53.8%,法国的63.9%,西德的81.3%,但是超过了日本14.7%;如果从人均水平来看,差距就更大了,只相当于美国的2.3%,苏联的10.3%,英国的5.2%,法国的4.7%,西德的6.9%,日本的22.2%。

  从资本存量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初底子非常薄弱,主要靠没收官僚资本形成新中国初期的“家底”。在统治的22年里,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控制了全国银行总数的70%和产业资本的80%,以及全部的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到1949年底,全国共计接收官僚资本的金融企业2400余家,工矿企业2858家,工矿企业职工总数为129万,其中产业工人75万。据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统计的数字,截至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240.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资产(不包括其土地价值)。除去已用年限折旧后净值为167.1亿元。这笔巨大财富收归国家所有,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最主要部分,也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资本存量,有不少学者研究,较有影响的是邹至庄。他的估算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存量资本,还纳入了土地价值,这就和我们一般所说的财富概念很接近了。他利用历史的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推算出1952年中国非农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为582.67亿元,其中各部门分布为:工业248.0亿元,建筑业9.0亿元,运输业152.3亿元,商业173.3亿元;加上农业部门资本存量450亿元,合计的资本存量超过1030亿元(1952年价格);再加上土地价值初始值720亿元,则1952年资本与土地总值约为1750亿元。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产出占世界的比重处在历史低点,则资本存量也大体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人均资本存量更是少得可怜。

  新中国成立之初,底子薄,百姓尚不能温饱,国家还面临着赶超发展的重任。于是,政府动员资源,强制储蓄,提高积累率,加快资本形成,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

  从求富求强的主线索角度,没有积累(或储蓄),就没有财富形成。高积累一定意义上会加快财富形成。不过,这样形成的财富主要是政府财富,并不是居民财富;居民财富的增长只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了。

  在国民收入既定情况下,高积累必然意味着低消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积累与消费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中国的积累率在“一五”时期达到了24.2%的平均水平;1958—1978年的积累率达到了年均28.4%的较高水平。由于缺乏经验和“左”的急躁情绪,地方政府进行了“”式的工业投资,尤其是重工业投资,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不足。这导致1958—1960年的积累率达到39.1%的畸高水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衡。1970年,受国际形势影响,国民经济在“备战”的氛围下进行了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又一次跃进式发展,积累率升至32.9%,1971年进一步升至34.1%,以至于国民经济再度失衡。计划经济后期的高积累率,一方面使中国的工业基础日渐扎实,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解决了国家安全所必备的国防尖端武器问题;另一方面也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

  进一步的数据表明,1952—1980年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积累的比例平均大约是0.30。官方实际消费指数从1952年的100增加到1980年的380.8,平均年增长率为0.049。这一增长率比0.060的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低,反映了政府限制消费增加积累的政策。实际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降低了。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强调积累,导致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受到抑制。

  客观上,高储蓄高积累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包括“两弹一星”工程以及构建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方面、在发展与民生的协调方面,政府的强制性储蓄有利于较快动员资源促进发展,但也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也抑制了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并且,由于过分强调积累,国民经济比例失衡,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大打折扣,从而不利于长期的财富积累和人民福祉的提升。

  (三)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首先,我们在一穷二白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其次,尽管经过了两次大的起伏,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相当快的。从速度上看,1953—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从规模上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初步满足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居民人均寿命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

  国际上有一种观点,以1950年为分水岭,前两个世纪(即1750—1950年)是大分流的时代,1950年之后是大趋同的时代。二战后,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中经济体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国际舞台上也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和外交地位,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增长开始提速,开启了后发赶超和向高收入经济体逐步趋同的新阶段。就全球来看,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产出的份额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逐步上升的。图1显示,1950年开始,代表发展中经济体的亚非国家产出份额占比在上升,而代表发达经济体的欧美国家产出份额占比在回落。就中国而言,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往前100年(1840—1949),是中华民族屈辱的百年,往后100年(1949—2049),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两相对比,为充分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新的注脚。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为实现求富求强中国梦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则为财富创造积累提供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同志在1979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回顾领导中国人民求富求强的百年探索,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这个充分条件,需要包括激发全体人民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以及形成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而这些方面的补足,还要等到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为实现求富求强的中国梦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改革开放真正打开了人民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通道:不仅创造了“两大奇迹”——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也使得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对于追求财富和经济幸福还存在疑虑。不打破观念枷锁,不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事业就难以推进。为破除过去对于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如“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同志鲜明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否定式表达之外,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如何达成共同富裕,同志还提出了先富帮后富的实现路径,并强调“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986年8月19—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摆脱贫困奔小康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是中国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寻国强民富征途中的思想解放与实践探索。所有这些为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激发全国人民创造财富的热情,促进生产力大发展和创造经济增长奇迹扫平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

  财富创造在于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在于国民储蓄。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始于工业革命。因此,传统社会的财富创造相对于后世是微乎其微的。在250万年的经济发展史中,97%的人类财富是在最近0.01%的历史阶段(即最后的250年)被创造出来的。而积累更是有限,产出增长甚至赶不上人口增长,国民产出最终被消费殆尽,跌入马尔萨斯陷阱。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与相关史料,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没有储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财富积累。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大体上处于传统社会之中。此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囿于僵化的计划体制,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各种“运动”,经济大起大落,始终未能进入正常的财富增长轨道。虽然在人口多、底子薄的情况下,政府利用强制性储蓄推进了初期的工业化发展,但总体上,财富积累是较为有限的。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国民储蓄与居民财富才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

  首先看国民储蓄率(见图2)。中国国民总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上升到90年代的40%,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经历了短暂的回落,进入2000年以后更是持续攀升,到2007—2012年基本在50%上下。国民储蓄是财富积累的源泉,正是相对较高的储蓄,使得国民财富积累速度大幅提高。

  值得强调的是,高储蓄支撑了经济高增长,而经济高增长也为高储蓄以及较快的财富形成创造了条件。和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的对比可以发现,当时的平均积累率大约在30%左右,已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老百姓“节衣缩食”;而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总储蓄率一直大大超过30%,但却并未造成对消费的过度挤压,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1953—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5.9%,而改革开放40余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

  其次看居民储蓄率(见图3)。中国居民部门储蓄率与国民总储蓄率在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是前高后低,由1992年的30.3%下降到1999年的25.6%,回落了5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到2010年达到44.5%,此后有所回落,2012年降到42.4%。近年来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既和居民收入与消费变化有关,也和人口老龄化有关。但从全球看,中国居民储蓄率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而且这一态势在短期内还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最后看居民财富。在居民储蓄处于高位情况下,居民财富的增长就顺理成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 的过程。发达经济体个人财富积累已经历了数百年,而中国居民部门真正的财富积累仅从改革开放开始。

  人均居民财富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见图4)。1978年,居民人均财富不足400元,1992年同志“南方谈线年达到16.8万元。

  从人均居民财富的增长来看,1978—198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8%,1990—199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5.7%,2000—201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2%。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居民财富增速为最快。2000年以来,人均居民财富增速有所放缓,但也接近改革开放之初的10余年。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财富的增长堪称历史上“前所未有”。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对国民财富的原因及国富国穷的探讨就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市场扩大、分工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是亚当·斯密对财富增长源泉问题作出的回答。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生产函数,指出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并强调长期而言,知识、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这里想着重指出的是,中国财富增长的秘诀更应该归纳为以下三要素:观念的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融入全球化潮流;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伟大的改革开放。

  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这些论断,解除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光明正大地追求物质财富以及“经济的幸福”的观念枷锁,激发了全社会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巨大热情。可以说,没有思想大解放,不可能有创造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双奇迹的伟大实践。

  其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到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时代洪流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大大推动了经济增长,为持续的财富积累提供了体制机制条件。

  最后,融入全球化潮流、分享全球化红利,为财富增长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开放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开放让中国可以学习世界,开放竞争也激发了中国更加奋进。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速。中国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开放,中国的快速增长也为全球作出贡献。近年来,中国对世界增量产出的贡献达到甚至超过三分之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创造和积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了进一步的量的扩大和质的跃升,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以全面建成小康为里程碑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成功,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考察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大历史视角。

  如图5所示,在公元1000—160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处于世界平均水平或更高。只是在那以后,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才开始下降,但相对经济总规模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高达32.9%。此后,在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开启现代经济增长之时,中国经济地位断崖式下跌,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均一路降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中止了这一下降趋势。不过,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从国际比较看,GDP占比及人均GDP虽已止跌,但都徘徊不前;只是到了改革开放,这两项指标才有了大幅攀升。

  从GDP的后发赶超来看,中国GDP总量在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十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七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六位。随后,中国又分别在2005年、2006年、2007年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并于2010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回顾千年大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近代以来却大大落后了。在过去的20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地位经历了一次“过山车”——由盛转衰再到崛起强盛(见图5)。1820年左右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但到1920年,即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社会经济的支离破碎和国家的积贫积弱;至195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占比跌到了谷底。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升至1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

  在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一直是衡量一国强盛的最重要指标;从科技创新角度,制造业也是主战场。制造业兴衰彰显国力之兴衰。如图6所示,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制造业产量占全球的30%以上。工业革命令英国异军突起,其制造业规模最高时占全球的20%以上。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向英国发起挑战,最终美国胜出,其制造业规模最高时达到全球的40%以上。二战后,日本和德国开始挑战美国,日本的制造业份额一度赶上了美国。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再度辉煌;进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份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目前占全球的27%。虽然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原始创新不足且容易被“卡脖子”是不可否认的“短板”,但从大历史视角展现的中国制造业崛起并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仍可视为国力显著增强的标志。

  长期以来,经济赶超一般都是以经济总量(一般由GDP来衡量)作为主要依据。但财富相比于GDP,在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特别是未来经济发展潜力方面无疑更具有代表性。因此,基于21世纪以来近20年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可以深入分析新时代的财富赶超。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我国GDP从2000年的10万亿,攀升到2019年接近100万亿;而国民财富存量(即社会净财富)则由2000年的不到39万亿,攀升到2019年的675.5万亿。2000—2019年,我国名义GDP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2.8%,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财富增速快于名义GDP增速,更快于实际GDP增速。由于GDP是流量指标,财富是存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流量赶超”已经让位于“存量赶超”。

  图7进一步显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财富存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并且,中国财富存量超过了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总和。

  中美财富存量的比较,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存量赶超的理解: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2000—2009),中国GDP与美国GDP之比一直高于中国财富与美国财富之比;但2009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逆转,中国财富与美国财富之比就一直高于中国GDP与美国GDP之比(见图8)。

  中国的财富存量比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似乎有违直觉。因为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质疑,包括GDP中的水分,都会得出中国的财富增长要比GDP增长更慢。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财富积累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高储蓄,二是估值效应。首先,中国具有相对更高的储蓄率。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50%之间,2018年达44.6%;而美国的总储蓄率不及中国的一半,2018年仅为18.6%。其余各主要经济体储蓄率大体处于30%以下水平。储蓄率决定了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资本积累速度的差异。近20年来,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年平均为40%左右,也就是说,总产出中有将近四成比例通过投资形成了财富积累,而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则大多用于消费,新增资本积累的比例较小。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以相对多的积累和相对少的消费为代价获得了较快的财富增长。其次是估值效应。估值效应除了一般的资产价格波动、折旧等,还包括汇率波动。近20年来,股市波动以及房价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估算效应,但这显然不是解释中美财富增长差异的主因,因为它们同样会影响到美国的财富变化。综合来看,汇率因素在中美财富比较中更显重要。2005年7月汇改以来,直到2015年7月,10年间人民币相对美元的较大幅度升值,这是造成中国财富与美国财富之比较快上升的重要因素。汇率变化并非完全外生的扰动因素,长期而言,汇率变化也是一国实力的反映。一段时期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本身即体现出中国国力的上升。

  如果说前述分析更多是从“国强”角度展开,那么接下来则聚焦于“民富”。实际上,前文在讨论居民财富环节已对“民富”问题多有涉猎,这里主要谈“共同富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团结带领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发展史上,都堪称奇迹。

  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同志早年提出“经济的幸福”,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习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审视当下,共同富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展望未来,共同富裕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飞跃”和“更高阶段”的基本内核。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小康再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性跨越。这一历史性跨越,与新发展阶段要求、第二个百年目标高度契合;在“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共同富裕将是“质的飞跃”的一个最显著标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更高阶段”的内涵中,对于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应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共同富裕必将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中央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当前,社会上对“三次分配” 给予高度关注,而对相关前置条件却把握不够。事实上,推进共同富裕需要立足四方面:(1)立足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承认按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3)立足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要体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发展。高质量发展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内容。“富裕”在先,“共同”在后,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逻辑。(4)立足循序渐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持循序渐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回顾中国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追求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百年历程,有以下四方面的总结和展望。

  第一,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求得后发赶超和国强民富的关键要诀。独立自主首先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注定与富强无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站起来是富起来、强起来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为求富求强奠定了政治前提。中国执政之初,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中国摆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施压、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的成功正在于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事实上中国在不断地扩大开放;但只有在自主前提下扩大开放,才不至于被外部洪流所击垮,才能在中流击水中更加强大。新的征程上,将面临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针对强国的扼制和“卡脖子”,党中央提出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独立自主成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遵循,更展现出新时代的发展自信。习总书记强调:“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求富求强的价值旨归。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求富求强,经历了认识上的演进与升华。富强最初局限于国家层面即国家富强,逐步演进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双重含义。之后,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的内涵都在不断丰富与拓展。从国家强盛角度,目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内涵从富强、民主、文明,不断拓展到和谐、美丽;从人民富裕角度,目标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再拓展到不仅是人民物质生活富裕,还有精神生活富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富强观,是对求富求强目标最为全面的概括。在这里,富强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要件,为之奠定了最重要的特质基础,而且广义而言,富强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没有国家强盛,就不可能有人民富裕美好的生活。“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另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有力体现。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这样,在理论上鲜明提出、在思想上明确要求、在实践中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强盛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民富裕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归根到底是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密切相连的。中国的诞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了障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新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破除传统体制的束缚,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习总书记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依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提出走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到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从党的十七大首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延伸和拓展。“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习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